“建议深挖‘千万工程’经验内核，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

　　“建议抓住城市更新机遇，加快水电路气讯和物流等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和人居环境舒适度。”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十五五”期间，乡村全面振兴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常委和委员们带着调研和工作中的深入思考，围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专题，为“十五五”规划编制建言献策。

　　壮大乡村“新产能”

　　初夏，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河南考察，并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加强调研论证，广泛凝聚共识”。

　　“今年的小麦种植面积是增，是稳，还是降？这次旱情，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收成？”……总书记对端牢“饭碗”念兹在兹。

　　“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在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2024年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是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结果。

　　“‘十五五’期间，应继续将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构建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管理，实现粮食安全与效益的双赢。”吉尔拉·衣沙木丁常委建议深入系统做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规划，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农业竞争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来自东北地区的高志国委员建议，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做好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首先是发展富民产业。

　　“3、2、1，上链接！”

　　无论身处广阔田野还是现代农场，无论在高山花海还是海洋渔场，只要架起手机、连接平台，随时随地就能让农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

　　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变成新农资、直播变成新农活，已成为新时代乡村的新风尚。近年来，我国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农村流通新模式、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新动能。2025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预计突破3.2万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6500亿元。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如何促进脱贫地区、欠发达地区农民群众稳定增收，是“十五五”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

　　“建议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比如将浙江‘共富工坊’经验写入规划，方便各地学习借鉴。”来自宁夏的杨培君常委分享了浙江调研见闻：“共富工坊”吸纳农民就业49.8万人，其中低收入农户4.9万人，每月增收2600元，“这是不得了的成绩！”

　　5年来，我国832个脱贫县培育形成2—3个主导产业，近3/4的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联农富农成果更加凸显，全国80%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合作社与小农户建立了订单采购、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机制，带动1.25亿农户收入比其他农户高30%以上。

　　从贫困闭塞的小山村到建设小康示范村，再到如今的美丽乡村，西藏林芝嘎拉村面貌焕然一新。这个昔日靠传统种植养殖和政府补贴维持生计的村落，如今依托“桃花经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今年桃花节期间，全村的旅游收入就达370万余元。

　　徐乐江常委建议，加快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后政策举措和工作机制，延续优化支持政策，保持资金规模不少、支持力度不降，确保衔接有效、底线兜牢；于学利委员建议，加强规划引领，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念好发展“融字诀”

　　8月9日，贵州“村超”迎来今年的收官之战。当晚，“村超”全国赛开幕式接续进行。

　　由乡村足球联赛“村超”而起，继而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火爆，进而全国范围的足球赛事诞生，一项体育活动在不同居住空间内引发连锁反应，隐喻着城乡关系的“再塑造”。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这就要求把工农城乡关系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格局中，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揽乡村振兴工作全局，实现城与乡之间的功能互补与双向赋能。

　　王新强常委建议创新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各阶段的目标任务，明确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整体时序安排和战略布局，分阶段、有侧重、分步完善区域、城市、小城镇、乡村发展规划，构建城市、县域、乡村的协同治理体系，为其融合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撑和组织保障。”

　　城乡融合离不开要素支撑，尤其是要素的双向流动。专题讨论会上，如何推动“人”这个关键要素的双向流动，是常委们关注度较高的话题。

　　走进浙江安吉余村，一幅新时代的“富春山居图”映入眼帘。“来到余村后，我一下就被青山绿水吸引了，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河南姑娘鲍靖文辞去杭州的工作，来到余村创业。

　　讨论中，成岳冲常委分析，这些“农创客”“新农人”“农业集体经济经理人（乡村CEO）”是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人才队伍，他们来到农村，利用的是农村资源，但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的资源和经验。

　　乡村振兴从乡村建设进入到乡村经营的新阶段。成岳冲介绍了浙江聘请“乡村CEO”的探索经验，“职能上是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农民增收，实质上解决的是乡村谁来运营、怎么运营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两年间，浙江300多位“乡村CEO”帮助村集体增收约1.5亿元，带动吸纳村民就地就业1万余人。从全国来看，截至2024年底，全国17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探索经验，累计培养了约6.6万名乡村经营性人才。

　　土地，是促进人力、资本要素流向农村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渠道。

　　赵德明常委建议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搭建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探索建立“非转农”通道，以人的流动带动资本向农村流动，进而激活农村土地的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城乡融合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珠康·土登克珠常委认为，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既要防止“一刀切”，也要避免城乡功能重复竞争，最终实现差异互补的高质量发展，完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