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神话：悟空》轰动了国内外游戏圈，带火了山西旅游热；“村BA”“村超”火热出圈、乡村旅游占比持续攀升；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成功，开创了数字化技术全程参与申遗的全球先例……

　　一个个生动案例，是我国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路上取得的成果，也是这次常委会会议专题讨论现场热议的话题。如何让文化供给侧从“有”到“优”？常委、委员们围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这一主题协商交流，为改革建言献策。

　　深度融合，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持续深入改革发展步履不停。

　　但是常委、委员们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文化惠民工程存在资金投入来源单一、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效益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差距较大、文化基础设施“重建轻管”等问题和不足。

　　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多杰热旦建议，各级政府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群众文化需求征集和反馈机制、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中央财政设立专项保障资金并加大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各级政府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保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运行。

　　“创新服务供给模式。”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江利平建议推广“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服务，以戏曲下乡为例，可建立群众“点单选戏”、剧团“看单送戏”、政府“买单评戏”文化惠民新机制。

　　如何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会上频繁提及的问题。一些常委在发言中把对全会精神的领悟，融入促进地方发展尤其是优化文旅融合发展中。

　　创新文化表达方式，特别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有效提升游客对地方文化的体验感、满意度和获得感，成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关键任务。

　　“以机制为抓手。”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燕瑛建议文旅融合发展要因地制宜，建立挖掘选树机制；要因时制宜，建立科技赋能机制；要因势制宜，建立产业协同机制；要因事制宜，建立培育扶持机制。

　　“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手’作用。”全国政协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培君认为，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文旅资源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外迎游客和内宠居民的关系；要有针对性地引导文旅新业态安全有序发展；要优化文旅融合生态环境，净化城市公共空间，展现文明法治新风尚。

　　乡村文旅融合是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谢茹的关注点。她建议，要推动乡村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对承载深厚文化记忆的古建筑、古村落等实行挂牌保护；推动集器物、修志书、承技艺、办赛事等，事业产业共促，延续乡村文脉，推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科技赋能，激发文化不断创新

　　文化与科技是相互促进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的目标，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湖北省委会主委王红玲建议构建产业标准体系，加强数字文化技术标准应用，以标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张全表示，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增强青少年文化自信，需要推进文化与科技的创新融合，开展文化基础领域产教合作，用正确的文化导向和立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护航；推进文化科技创新融合，建设高质量的中国艺术文化数字化语料库。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推动文化创新的重要驱动力，给文化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

　　全国政协常委、科技部原部长王志刚建议，完善适应智能时代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坚持内容为王、人为主、人工智能赋能的理念，构建科学、高效、有序、合规的治网工作体系；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拓展创新应用场景，健全人工智能安全和伦理治理体系，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文化繁荣和人才发展的关键，而人才则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主体和核心。‌

　　多杰热旦常委建议，配备基层文化中心专兼职人员，支持培育群众文化团队，加强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培训、指导和帮扶，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面对新技术的不断更迭、专业的细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建议适当调整过细的学科分类，解决实际问题应坚持问题导向而非学科导向，合力拓宽学科设计领域。

　　释放活力，增强文化产能产量产值

　　《决定》明确提出，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深化内部改革，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文学艺术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明确当代文艺“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根本问题，不断增强文化供给侧的产能产量产值，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切实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姚爱兴建议，应完善舆论引导、应对协同机制，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完善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法人治理结构，理顺文化管理体制、文化企业生产经营机制。

　　就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改革而言，《决定》提出的“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的要求，是登“高原”攀“高峰”的必由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原副局长杨小伟建议，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媒体、党管意识形态，把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握好传统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新媒体的融合协同发展，打造高质量的电视理论节目，指导更多微短视频平台推出与理论阐释宣传相关的精品内容，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常委、委员们一致认为，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形成合力，方能不断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