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本草纲目》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抗疟药物“青蒿素”拯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中医药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关系到中医药的前途和命运。如何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必考题。

　　6月17日，全国政协召开“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双周协商座谈会，来自中医药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与相关部委负责同志一起，建言献策、凝心聚力。

　　坚持中西医结合

　　“Zhua（咋）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德国留学生无名，因为一口流利的河南话在网上“火”出了圈。目前，他正在河南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针灸、推拿、拔罐都不在话下。之所以选择学习中医，是因为他在德国生活时遇到一些困惑：“发达的西医依然无法根治有些疾病，我想寻找没有副作用的其他疗法。”

　　100多年前，西医刚传入中国，以中西医汇通学派为代表的中国医学先贤开始了中西医融合的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赋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重要的地位，从“团结中西医”到“中西医结合”再到“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使得中医与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国医大师张伯礼在回顾中西医结合历史时不无感慨，在中西医能否结合、能否协同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人有疑虑。

　　首先，涉及疗效评价标准问题。

　　中医西医分属两种不同的医学，一旦用西医的“鞋子”来衡量中医的“脚”，便会导致“削足适履”。用西医的方法管中医，结果是中西医无法并重甚至无法并存。

　　“像前列腺炎，西医的评价标准是肥大的前列腺有没有缩小，没有缩小就是没有疗效。而在中医的评价体系里，虽然前列腺没缩小，但是尿后滴沥情况改善了，尿等待的时间减少了，就是有效。”张伯礼问，到底以哪个作为评价标准？

　　“过去‘中药+西药’就是中西医结合，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低级阶段，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应是中医和西医的有机、有序结合，真正达到优势互补。”在张伯礼看来，中医的思维和西医的技术相结合，用中医之道驭西医之术，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其次，涉及中西医之间的交流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原副校长赵家军认为，中西医在一些问题上达不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就是中西医大夫相互交流太少。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也认为，中西医大夫既没有“坐”在一起沟通，也没有“站”在一起治病，自然无法“完美结合”。

　　面对中西医交流这个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徐安龙有很多话要讲。他学西医出身，长期从事分子免疫学研究，曾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多项荣誉，而他又曾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担任校长达11年之久，独特经历让他对中西医结合尤其是交流有独到认知。在他看来，生命的本质是物质、能量、信息的有序传递和传导。无论中医、西医，都是通过调整物质、能量、信息的运动，使其达到平衡，实现生命周期的正常运转。“我们在海外宣讲中医的理论体系和防病治病功效时，不能单纯地用中医的传统语言、专业术语去讲，而是要用现代语言、共通的理念去阐释。”

　　最后，涉及优势发挥的问题。

　　刘清泉介绍，他所在的北京中医医院乳腺科专科优势显著，优势病种临床疗效突出，在中医医院专科排名位列前两名。但因医院条件不足，导致服务能力不足。“中医、西医在治疗疾病中各有所长，面对不同疾病以及疾病的不同阶段，两者各有优势和短板，只有有效整合中西医医疗资源、充分发挥好各自优势，才可以有效地提高临床疗效。”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张勉之的这段发言，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共鸣。

　　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医药发挥着各自特色和比较优势。“维吾尔医药特色疗法孜马地（贴敷、包扎）能够消炎消肿、活血化瘀，治疗多种疾病，维吾尔医药祖卡木颗粒可以清热、发汗、通窍治疗感冒。”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副院长孟庆才说，它们为维护边疆地区和谐稳定、保障各族人民身体健康、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今，徐安龙还记得，在海外交流时一位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专家说，中国拥有中医西医两套医学体系，是一份独特且难得的医学优势，如果能够有机结合做好示范，将为世界医学作出更大贡献。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中西医不是为了结合而结合、为了协同而协同，其最大目的是提高临床疗效、临床感受，让患者获益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西医结合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推进产业链协作

　　“熊总，药苗啥时发啊？”每年初夏时分，中药材种植户们一见到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熊伟，就连忙上前询问。每逢“发苗日”，附近村镇的种植户都会赶来种植基地参加“抢苗大战”，乡亲们已经适应了“药农”这个新角色。

　　开发中药文创产品，中药材（生石膏）印章、四物汤明信片、老处方印鉴卡、中草药系列冰箱贴等很受欢迎——位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百年老字号白塔寺药店也在积极探索产业链多元化经营，药店的“耀咖啡”早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抢苗大战”“耀咖啡”仅是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缩影。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产业发展。根据上市公司年报，2023年中药板块营收3631.8亿元，同比增长6.1%。

　　产业化，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关键所在。

　　中医药事业发展之路道阻且长，在巨大的时代机遇背后，中医药产业发展仍面临众多制约因素，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释放。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医药全产业链基于国家的顶层设计，坚持守正创新，推动联动融合，才能真正实现。

　　龙角散、救心丸、生命之母……日本汉方药，常被赴日中国游客列入购物清单。但很多人并不了解，汉方药源自我国古代经典名方，原料大部分来自中国。

　　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离开传承谈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医药的精华，沉淀在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中，流传在历代中医大家的临床实践中，散落在疗效显著的民间验方中，这是中医药学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命脉。如何把中国人自己的经典名方，转化为品质高、疗效好的中药，造福百姓健康？

　　委员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摸清家底”。相关部门要牵头组织制定古代经典名方目录中收载方剂的关键信息考证意见；制定中医药典籍、技术和方药名录；收集筛选民间中医药验方、秘方和技法。

　　“中国—柬埔寨中医药中心”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揭牌；肯雅塔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和肯尼亚山东商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在肯尼亚合作成立“中国—肯尼亚中医药中心”……近期，多方推动中医药文化加快“走出去”，中医药“出海”迈出了新步伐。

　　“医食同源、药食同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宝库的组成部分，将食养、食疗、药膳相融合，是独具中医药特色的，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健康资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食疗营养部主任营养师王宜在走出医院进行中医药科普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应加快药食同源产品生产技术和工艺创新，推动产业化开发，实现营养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王宜建议在现行食品类别中，增设“药食同源”类别，扩大《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品种，完善药食同源中草药的效用和风险评估管理机制，为产业开发提速。“药食同源食品以代茶饮、调味料、药酒、药膳等形式已经融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民的生活，现在更要发挥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打造统一的中药材国际期货市场，在香港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中药材网上贸易平台，通过中药材统一市场，推动以及确立包括港标在内的中药材质量标准，联手内地和香港的中成药品牌，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认为，香港有丰富的中药材国际贸易渠道及经验，有包括法律、会计、争议调解等完善的专业服务系统，在临床科研标准和检测认证等方面与国际高度接轨，可以充分利用好香港的独有优势，与内地业界携手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助力中医药“走出去”。

　　中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企业应对标药典标准，以临床需求和治疗效果为靶向，全方位提升中药质量。要真正做好中药传承创新，推动中药走向国际，关键在于提升中药质量。

　　熊伟建议，应推动中药产业全产业链现代化。在种植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推动中药材规范化、道地化种植；在生产端，推动中药生产企业加快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研发端，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对中药大品种进行二次开发，研制出更加安全、有效和有更好体验的中药新药。

　　重视科研和人才

　　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

　　从《黄帝内经》奠定中医理论体系，到明清时期温病学的产生，再到现代青蒿素的诞生……创新，始终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中医药需要源源不断地注入创新的“源头活水”，在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

　　6月15日，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张伯礼在会议中提到了中医药科研创新的重要性。两天后，从广东抵达北京，在本次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张伯礼再次提到中医药科研体系和重大平台建设。

　　他建议，大力推进中医药“创新基地”高标准建设，强化临床和基础研究平台的融合整合；建立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价机制，激发和释放人才活力；重视中医药原创性科学研究，研发生产出一批“大药好药”。

　　中医药科研体系和重大平台建设对中医药发展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都提出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及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布局一批中医药科技创新重点项目和关键技术装备项目。

　　高水平中医医院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的中坚，它不仅是继承名医学术经验与诊疗技术的研究推广基地，更是发现中医临床医学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的前沿阵地，是基于临床问题的中医药科技创新策源地。

　　“约20所的央属、省属大型中医医院作为第一集团军更是‘身兼数职’，囊括了多个中心于一身，这些医院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引领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使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副院长唐旭东建议，以中医类国家医学中心为主体，纳入部分央属中医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和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作为首批研究型高水平中医医院建设示范单位，给予重点支持。同时，明确提出研究型高水平中医医院的建设标准，开启大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建立医疗教学科研深度协调融合、科技创新驱动医疗服务水平提升的建院模式。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中医药研究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多学科、跨行业、海内外合作为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带来广阔空间。但同时，我国中医药科研受到中药材资源保障、中药质量控制等瓶颈制约，中药研发及中药标准的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亟须加强创新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认为，基于临床资源开发新药，可靠性和安全性强，可显著提高研发效率、缩短研发周期。因此，她建议尽快完善人用经验标准体系，规范收集和分析人用经验数据，提升数据质量和中药新药审评审批效率。同时，对已上市中成药开展全面再评价，对评价优秀的产品进行二次开发，提升产品科技内涵和核心竞争力。另外，还应建设全国中医药数据资源库，打通医疗机构之间的中医药数据孤岛。

　　在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教授孙蓉看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是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环，但由于政策、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制约，中医药基础研究及成果转化还存在一些问题。她建议在持续加强中医药基础研究，源头提升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给中医药成果转化为创新药物提供一个政策“出口”，真正将“药瓶子”攥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彻底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环境，让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有落脚点，形成‘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健康局面。”

　　传承数千年的岐黄之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让这笔财富在新时代“增值”，人才是关键。

　　“要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价机制。”张伯礼表示，要加强中医药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与引进，强化中医药多学科交叉人才的培养。在国家杰出青年等国家级人才评审中，探索将中医药单独分组、单独评审或设置一定比例，以增强中医药发展的后劲和动力。孟庆才则认为，要坚持促进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相结合，探索建立早跟师、早临床等制度，开展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徐安龙表示，要积极面向社会吸纳高水平人才，以特聘专家的方式让“民间高手”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

　　基层引不进、招不来、留不住中医药人才，也是与会委员共同关注的问题。

　　要在基层中医药人才的“流入”和“留住”上用心。孟庆才建议要持续通过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全科医生转岗、“西学中”等途径加大对基层中医药人才的输送及培养。

　　推动高校医疗资源下沉服务基层或举办基层人才培训班，为基层培养高水平的中医药人才；在全科医生特岗计划中积极招收中医医师，鼓励退休中医医师在基层执业……多位委员纷纷就如何让基层留住中医药人才建言献策，聚人才之力，才能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谱写新篇章。

　　委员和专家们深知，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的福祉，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我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将为我国中医药在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守正创新以及与世界接轨等方面注入新的活力，助力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条路上，他们将不断鼓与呼。